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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和“进”已成为一体两面,只有稳中求进,同时进中求稳,方能在无限动态的新常态中实现稳态。——作者题记
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稳中有进”,这个词立即被广泛解读。
但是如果你细细品味和研究,多半会发现许多解读都不过是变着花样在做“名词解释”,感谢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可以让人在方寸之间有无限词汇来进行反复和重复的描绘。但结果却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在解释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上还不如会议公报本身来得有料。
稳中求进的故事
关于“稳”,08年后,都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题中。2011年起,“稳中求进”则正式映入眼帘,成为迄今的不变主题。2011:经济工作稳中求进。2012: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3: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014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015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此前的上一次这么提还是在1997年,“继续稳中求进”。那也是危机重重的一年。
稳中求进是一个清晰又含糊的提法。它可以很保守,也可以偏激烈。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倾向于稳定诉求的,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发展带来的福祉,以及这种福祉的来之不易。而且,中国一直在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只是在于,两者之间,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过去,两者可以互不打扰,因为双方发展空间的留白仍然很多。最为明显的是,想稳就稳。2002年,中国银行业本已在“技术性破产”边缘。但随着国家主导下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成为了宇宙大行的诞生地。这似乎也是在说,稳才能进;同样明显的是,想进就进。1995年至2002年期间,国有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下岗职工高达千万。但随之国企运营和国家经济均迎来了新气象。这似乎也是在说,进也能稳。
所以,那时并不需要特别强调“稳中求进”。一句话说三遍,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很重要,一句话说六遍,一定是因为这件事很重要,而且很难。
想稳却不能稳
难在哪儿呢?想稳却不能稳。
中国经济稳增长压力很大。首先是出口承压不小。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不仅如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1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同比上升66.67%,涉案金额上升156%。企业普遍反映外贸形势总体更加复杂、严峻,困难且有加剧的趋势。
当然,这是受全球经济前景仍旧不明的影响。
内部投资的压力也很大。民间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占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但增速从过去30%的峰值下滑至当前的3%左右。2016年,民间投资增速已经比公共投资下滑得更快,有些地区已经降至负数。
当然,这可能是改革调整的过渡状态。
社会经济更有压力。互联网成为市场流动性的催化剂,突破着市场桎梏,市场管理的难度随之加大。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使P2P从炙手可热的红人变成了闻之色变的黑户,各种突破监管或者原本就没有监管的“创新”在泛滥,许多事物不知该如何界定,更教人迷茫不知所措。
全球经济或不好,改革或有阵痛,但市场欢腾、信息畅通、技术创新,都是妥妥的好事和进步啊,因此,关键其实在于,它们都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都是我们市场发展到此的一个必经过程,无论是外界或者内生,从“稳”走向“不稳”,只是因为我们的进步,使得世界更为宽阔,我们也更为丰富。所谓复杂和“不稳”,是不可逆的。我们必须改变“稳”的概念,接受“稳态”的观念。
“稳”就不能进
“稳态”是一种状态,它不是静止的,它蕴含着动态。若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稳”就不能进。通俗的说,一放就乱,一抓就死。
去年“放”而“乱”的首当其冲要提股市。改革牛后,牛既不再,改革也陷入停滞。注册制每提,市场必慌乱,不“稳”。所以,注册制似乎完全见不到时间表路线图;上市公司治理很乱,但他们善于把自己的苦恼放大散布给大众,不“稳”。所以,不允许碰他们,合法合规的市场手段也不行。
去年布置的改革任务中,户籍改革是一项重点、也是亮点。然而,“网约车”新政一出,有些城市对司机户籍的严格要求赫然在列,为了维护“稳”,使户籍改革成为事实上的空头支票;稳定房价的房产“限购”政策也是以户籍认定和限制为关键手段;此外,各城市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维持交通“稳”,以户籍为准绳限制车牌新增数量。户籍改革本意是要淡化户籍在居民生活中的限制作用,让居民的合理流动变得更为便利,但现在会发现,这项改革无法“进”,因为其它的所谓“稳”是以此为基础的,甚至将其捆绑的更深更紧,以至于还有改革向后退缩的意味。
其它的如汇改、国企改革等等,大致也都经历了一番“稳”就不能进的甘苦自知。
改革的问题在于,如果一点阵痛都不能承受,当然没法实行改革。不去怪罪自己一点承受变化的能力和面对变化的预案都没有,而去怪罪改革带来了变化,甚至因怪罪这种“变化”而要使改革倒退,这是真要改革的心吗?
越稳越稳不住
汇率市场首先发生着舆论危机。各种“人无贬基”的段子横行。要知道,这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球仍然相当亮眼、而近来全球其它货币均兑美元大跌而人民币相对坚挺的状况下啊。不得不说,为了“稳”而既缺乏技术又难言诚意的市场沟通,并没有达到目的。
外汇储备也呈现出了相似的问题。2016年下滑幅度仍大,已经逼近三万亿。而且,一方面,一些自贸区里境内外投资单位的主营业务、资金流动都极度对不上,显示着违法违规的资金外逃行为确有其事。但却监管不力、查处不严;另一方面,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产业链整合,需要对外投资,而像如福耀玻璃这样绿地投资的项目,却被有些人诟病成“外逃”。该“稳”谁?又“稳”住了谁?
房市在2016年独占鳌头。为了“稳”住前两年的下滑趋势,各种政策翻着花样层出不穷。结果,出“地王”的速度好像开了外挂,停不下来。为了“稳”住开挂,又祭出限购大招。结果,限购风声一起,离婚的速度与数量好像开了外挂,停不下来。为了“稳”住开挂,新政策限购还得算无遗策的关注大家的婚丧嫁娶。
资本市场怎么样?债市的“萝卜章”吓了大家一跳,但更吓人的,是发现这不是个特殊单独少见的案例。股市则采取了把供给端和需求端都死死摁住的方法。可是,那些恣意减持套现的股东,那些内部人控制的公司,那些横行的内部交易,又少了一些制约了。
不进就不能稳
不改革无法平衡。稳和进已经开始相互交织。不进就不能稳了。
如果从经济学理论上看,所谓“稳中求进”,意思是在“进”的过程中会存在超调,因此市场会出现非理性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在某些时候能够导致踩踏,从而极大破坏市场的修复能力。因此需要用相应的“对冲”政策进行及时矫正,把市场预期调校到较为理性的轨道上来。美国在次贷危机后进行的各种拯救计划都遵循了这种思路。我们在必须时也不必被所谓某种单纯理论束缚手脚。问题只是在于,对于政策“对冲”,选择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什么力度,何种精度,非常关键。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对冲”,只能是暂时性的拨乱反正,因此何时退出,也十分关键。
而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来,虽然不断涅槃,但难免还有人和部门存在着旧思路。好一点的,就是稳住了,便不肯放手。坏一点的,还有人以稳定为名行寻求私利之实,保护其中既得利益者。
我们一直都认为,市场乱,就是市场波动大。其实不然,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波动反而成为实现动态平衡的基石。故意搅乱市场,不仅仅包括“妖精”违法违规掀起的“滔天巨浪”,当下更值得警惕的,反而可能是假意保护市场稳定,以拒绝市场波动为名,刻意造成市场扭曲和僵化,鼓励“妖精”制造“妖精”,最终弄出“人妖不分”“人需羡妖”的市场,甚至可能彻底损毁市场修复能力的“暗流攒动”。
超调的,其实是有些政策。
后记
2016年的经济增长平稳,与房地产的拉动关系紧密。那么“稳”住一项,其他项能够“稳”得住吗?抑或,为“稳”住其他项,还要解放“稳不住”的那项吗?
非独房地产吧。哪一项,又不是这样?
在结构性扭曲下呈现出来的各项,甚至逐渐成一个更为畸形的联动。当我们适应了这个联动,还想维护它的“稳定”。但畸形终究是畸形,它是靠疯狂汲取正常细胞的营养为生的,带来的,只能是更衰弱。
我们不能冒进。没错。我们需要更主张政策的精细度和精准度。
但我们不能以“稳”为名放弃改革,尤其是,在现实中,“稳”也是会超调的。
我们当知道,当前,“稳”和“进”已经成为一体两面,只有稳中求进,同时进中求稳,方能在无限动态的新常态中实现稳态。
我仍看好2017年,但2017年是攻坚克难的一年,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作者万喆系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