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sina.com.cn/zl/zatan/2015-10-16/09364718.shtml
近日，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成为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得奖乃是实至名归，毫无争议。恰逢前不久屠呦呦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者，她的贡献与成果定然无人能够有异议，但整个事件引发全国热议和许多深思。
作为一个经济学人，中国迄今并未有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者，我等不免私窃思虑咀嚼，我们与诺奖之间，究竟有多远？寒夜辗转，突然明白，我们与迪顿之间，隔着五个屠呦呦的距离。
一个是屠呦呦的本尊距离。屠呦呦的本尊面貌几何？一个科学工作者。没有从过政，没有当过官，没有经过商，没有改过行；一个一心一意的科学工作者。没有到处参加论坛，没有四处给人讲课，没有就各种非本专业的事务发表议论，没有发展出各样的政商名流关系；一个执着的科学工作者。
自然科学常常极其枯燥。她的工作日以继夜，不考虑个人生活，不考虑家庭生活，甚至不考虑自身健康，以身试药，落下疾病。
反观迪顿的经历，虽略有不同，但主线大致若此。无论多么强大的智慧，精力终究有限，时间终究有限。即使研究成果如迪顿，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上有此建树，其研究定能对国家及国际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他并无“学而优则仕”的政治趋向，也没有“产学研结合”的财富抱负。
他们都不曾依靠自身的禀赋来个成功“跨界”，这并不意味着别人都不能或者不该“跨界”。只是，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好的科学工作者，那就只能选择做一个纯粹的科学工作者。
一个是屠呦呦+社会科学复杂性的距离。科学工作的目的，很重要的就是寻找规律，或者说找出因果。屠呦呦是名自然科学工作者。她的工作更是如此。计量经济学也是这样。
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是在“证伪”，并通过证伪来证实。但问题是，社会是个很复杂的合成，其变量多如牛毛而且层出不穷，迪顿之前，也有许多人在数理模型上有所建树，企图解释消费、福利等问题。但是过去，主要是采取整体平均、整体加权等方式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有很多缺陷。因此，像国家发展等理论很难用实证研究来表达和证实。
而迪顿看来，世界是一个由复杂个体构成的复杂社会，忽略个体，用简单、统一的标准来定义这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将是十分危险的。在以个体为切入点寻找到最接近现实的消费模型后，又经过将近十年的实证研究，迪顿发现了此前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存在“失真”现象，这就是著名的迪顿悖论，即尽管收入突然改变，但消费习惯会变化得非常缓慢，消费曲线比收入曲线走势平稳。
迪顿的这一发现也让研究者不再只习惯于依赖整体数据，而对个人行为的研究也视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迪顿建议将之前的模型用的一些潜在的狭隘默认丢掉，换成通用的假说，再简单到可以运算——这就是迪顿和同事1980年合作提出的“几乎完美需求系统”。
这个系统一开始其实不怎么好用，但是它因为很通用，反而很容易补充。
35年后的今天，这个系统早已是研究经济学政策的标准工具，对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的价值都无可估量。能够看得到宏观，又能看得清微观，并将之真正结合，化繁为简，由简入繁，恐怕是开创性研究的真正价值。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得奖声明中，迪顿的获奖理由不仅包括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同时还包含他的方法论。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对于实证经济学理论给出了如此明确的肯定。
一个是屠呦呦+制度的距离。屠呦呦获奖，许多人替她抱屈，满眼都是关于她“三无”(无海归背景、无SCI、无博士)的评论。这种评论有失偏颇。
屠呦呦已八十有五，她的履历离不开中国发展的历史背景，所谓“三无”，由此而来。反而，看看迪顿，跨国经历、博士云云自不必说，硬邦邦的，著作等身是一定的。他十分多产，截至目前为止，发表了8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5本著作。
一方面，有成果何愁没有文章？文章是一种展示，也是一种共享，这是科研的检验和必备。另一方面，是不是“大拿”？关系到有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关系要有没有继续经费支持的必要。到底是不是有必要？当然要看你的前阶段和现阶段的学术成果。
不可讳言，屠呦呦则正是得益于中国当时特殊的体制。这是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制度，一个课题组，能够集合几十甚至几百个在各自领域都很有建树的科研工作者，大家都不用去担心经费和支持，唯一目的就是“做出来”。
这和举国体制的“强国体育”有共通之处。这也是中国能够在及其困难的状况下，能够研制出“两弹一星”的原因之一。没有SCI压力的屠呦呦能够有充分的支持进行研究，在当今、在国外几乎不可想象。中国的“特色”制度正是造就她的基础之一。
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病也很明显，几无市场竞争，人才选拔僵化狭隘，甚至也有寻租。但是，当今科研体制，在所谓“市场化”改革中，是否真正市场化了？是否真有利于真正的人才？是否有利于拔尖者脱颖而出？
我们又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即对制度批判不应当只是更尖锐，对制度建立不应当只是全照搬，而需要更深刻的反思、比照、选择，从而能够将制度取长补短，加以成熟完善，成为真正能孵育科学工作者的摇篮？
一个是屠呦呦+前人肩膀的距离。屠呦呦的获奖成果是“青蒿素”，实验起源于中国医药古籍，《本草纲目》中已有记载，而在1700年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更有线索：“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使屠呦呦采用了正确的方法进行有效物质的萃取。挽救几百万人生命的成果使中医药再次登上世界舞台中央，熠熠生辉。
很多人不服，觉得古代中医药典籍记载也有不少错误，不足取信云云。这是对于医药研究的根本性不了解。
任何药品的研制过程，都十分漫长，可能开始有着几十万个分子式，从中开始筛选，大浪淘沙，到一期临床，已经过了二十年，刷掉一批，二期临床，三期临床，几十年心血，最后发现不能通过者，大有人在。
在找寻过程中，从自然界的动植物中获得灵感，如用于抗排斥的环孢素；或者居然发现副作用才是主方向，如万艾可的，不在少数。这些“偶然”虽然也有必然在其中，但那种“求不得”实则非常痛苦，有些人终其一生不能获得如此成功。
而中医药典籍的记载，实际上是在过去利用大面积的未设定临床做了实验的结果。所谓“验方”，也是经过检验的，经过的是甚至几代人的亲身检验。虽然限于当时思路和条件，这种方式不够严谨。但是，却大大的帮助了临床筛选，大大的帮助了选择方向，大大的提高了制药可行性的概率。
迪顿的研究，不得不说，虽然具有创时代的贡献，也少不了前人栽树，如卢卡斯的理性预期批判、霍尔的随机游走模型等，在过去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思、探讨、创新的结果。
现在国际上面对原研药品成本骤升及突破更难的瓶颈，也都非常看好民间草药的再研发这一块。对于拥有几乎相当于民间宝库的中草药典籍的中国来说，许多人却对这一块持非常不认同、不看好、不理睬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损失。而这种完全自我否定的态度，在经济领域也不乏其人。如何借助现状引发思考、解决问题？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突破点吧。
一个是屠呦呦+不设界限的距离。屠呦呦是学习西医出身，研究中医药一生，她运用了中医古籍，运用了分子生物学技术，最终在“验方”的基础上，将药物的化学分子式确认，完成了人工合成。这些步骤和过程，缺一不可，毫无违和感。试问，非得将中、西对立，非得将传统、现代对立，除了口水仗，只会拖延宝贵的钻研时间吧？
事实上，我国中医药已经在不断的进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研究和推进，虽然这种研究也困难重重，因为中药的每一味本身就相当于西药的一剂复方，但是，毫无成见的尽其所能进行潜力的挖掘、研究的推进，不正是科学应有的态度么？
拓展中医药、西医药、现代生物科学等的研究边界，才是未来方向吧。
迪顿亦是如此。他的研究拓展了发展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边界。一直以来，经济学方法论中都号称存在两大流派：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更多思考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而后者则更加看重回答“是什么”的问题。
作为一个实证主义的忠实拥趸，迪顿用实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事物的运行规律做出分析，并预测这些规律下人们的经济行为后果的同时，也实现了真正科学判断某一种经济事物是好是坏，对社会有无价值。
此外，迪顿也突破了国家和意识形态界限，对于贫困人群和不发达地区的成因及救助方式进行了客观的评估。迪顿曾谈到他的学术生命并非开启于数理和计量经济的学习，而开启于剑桥那时的教员，对世界面临的贫困与发展问题的浓厚兴趣。
同屠呦呦以性命相搏研究青蒿素是为了挽救广大的疟疾患者生命一样，迪顿也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但并不因此而湮没自己的理智，相反，他们都客观中立，抛弃科学以外的界限和成见，用最为科学的方式在自己的领域为人类幸福贡献力量。
横在面前的，不是奖项
不妨在将近结尾的时候分享一个真实的小段落。在科研工作者漫漫攻关的途中，诚然有各种不被理解、枯燥无味、看不到头、想要放弃，但是，令人最深切的感受是，在最终的成果被验证之后，往往不是如大家所想的狂喜，而是极度的抑制和冷静。
首先是想，会不会是真的验证了？有没有可能有错误？于是将所有过程和数据从头到尾细细考究三百遍，于是回家后夜不能寐深，更半夜还潜入办公室实验室又将所有过程和数据从头到尾细细考究三百遍，于是好不容易沉沉睡去，午夜梦回之际还在脑海中将所有过程和数据从头到尾细细考究三百遍。
然后才是喜悦，是泪如泉涌的喜悦。因为这时，你才知道，你那些深切的寂寞，那些蚀骨的孤独，那些无人能解的寂寥，终于等来了确凿；因为这时，你才知道，你的内心始终隐隐有深切的恐惧，恐惧你的选择有所不对，恐惧你的努力有所不值。你抛弃一切来追寻，然后你得到了答案，这便是对你最好的馈赠。
这时候你很明白，横在你面前的，不是奖项，不是大拿，不是物质，只是你长久以来坚定的自我信念。
你和你的成绩结果之间，只是隔着一个你自己。
说了这么多，必须承认，大多数人永远无法与这些将辉映人类历史的学者相比，但我们也许能够将自己一个“学人”的定位做好，并将此作为我们的终生职责和追求。(作者万喆为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