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chinanews.com/cj/2015/11-23/7636175.shtml
当今中国正在为着实现一个大国的崛起不断积累和突破。
总理准备去“叩门”新东盟之前，狠狠批评了“办证明难”。又一次。
有些人不以为然，说，关心此等小事，真是“小清新”。
谬矣。
办证明难其实是件大事。
很大。
办证明为什么难？
首先要知道办证明为什么重要。
世界那么大，证明必须办
人为什么要办证明呢？
因为世界太大。
许多关于办证明的讨论都在“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然而。
你不证明，谁能知道你妈是你妈？
在古代，当人们的生活圈子非常小的时候，大家能够从你的生活轨迹上了解和判断你的个人及社会关系。人们甚至不知道一位女性的名字，但却对她的社会身份如数家珍。比如某妇女就是谁的老婆谁的妈谁的三婶谁的舅娘……但当商品交易越来越繁荣，社会生活越来广阔，我们无法了解任意一个人的身份或者判定他的诚信，别人对我们也一样。
你妈哪位啊？
而且，别人有义务知道你妈是谁吗？
在一个第三方机构，比如银行。柜台员工怎么能够判断你和一位年长女性是什么关系？
公共服务由此诞生。社会成立公共权威机构来进行个人的界定，从而减少社会中私人个体和机构间不断互相证明的高损耗。
公共服务和机构的基本职责一：降低社会整体成本。
世界那么乱，没证没法看
那不要开证明，不养着那些公共机构，不就是不用成本了吗？
那咱看看？
一个人的母亲病逝，他想去银行取款，不但需要关于母亲和他自己的证明，还需要他的兄弟姐妹共同的签署同意。
这么麻烦？！
可是如果不这样，此人将财产据为己有，别的子女的权利不是被侵犯了吗？
一个人拿出户口本，他说我爸爸的孙子就是我儿子。可是他爸爸不止他一个儿子。银行不认可。
为什么不行？
因为如果这样，你把侄子的财产私自转移到你的名下。你兄弟及其家庭的权利不是就被侵犯了吗？
或者你把非法财产偷偷转移到侄子名下规避反腐直接亲属关系的调查。那难道不等于是侵犯大众的权利？
缺乏必要证明反而会极大提高社会成本，因为，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
社会中人人都希望能够保证自身权利并将之最大化。然而，个人权利扩展很可能是以削弱他人权利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权利最大化必须在全社会共同的、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基础上来实现。我们必须以部分权利作为让渡。
但个人无法总体管理和平衡这种让渡，所以需要公权力。我们对公权力的让渡，实质上是通过公权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进行了权利的互相让渡。大家在公权力的规划和强制下，共同遵守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边界。这就是社会秩序。
公共服务和机构的基本职责二：维护社会秩序。
不是这世界变化快，是我证明办不来
办证明如此重要，怎么办就变得更为重要。
“证明”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本质和积累在公共部门的存放，由于我们不能够随时携带和展现，就由公共机构出示一份简化的“结论”。“办证明”是为了提高生活中的效率。
个人“材料”存在于各级行政部门，其“证明”过程天然有被动性。个人的任务是“坐车”，按照路线图，搭乘、转乘以达到目的地，但他没法自己“修路”。各种行政机关或政策的衔接，都是其自身的工作范畴，个人无能力也无责任参与。与此同时，特别要强调的是，公共服务都是为了整体社会的公平正义所用，所以无论哪种原因，任何把个人加入公共流程的方式都是对社会总体效率的降低。
行政部门应当对于所需办理的“事项”设计出逻辑严密、次序清晰、分责明确的“证明”程序，并进行主动、全流程的管理。正是因为要保持运行高效，才需要有公共机构来集成式的为个人提供服务机制。
公共服务和机构的基本职责三：保证社会运行的高效率。
能办？还是不能办？这是个什么问题
现在办证明难基本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你办你办你办办办。
章多要求多且缺乏一致性，有些部门形同鸡肋。
社会成本变高了，违反信职责一。
第二重境界是：难道我有意无意，却看他有情无情。
分责不清。谁盖章？部门互相推诿。有时候一个未婚证明，公安、档案、户口、单位、民政都有那么点关系，但都说自己不能证明。
可办可不办，怎么办？寻租产生了。成本变高，秩序打乱，违反职责一、二。
最可怕的是第三重境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场景一般如此：“不能办，需要**部门的章！”“**部门说已经不开这种证明了。”“那你去叫它开个证明说它们不再开这种证明了！！”“……”
只在哲学意义上有可能。主要问题是不能对接。有些部门合并、撤销、职能改变，但规章制度并未履新，所需“材料”依旧；或上级单位已改规，下级单位却未与之统一；还有地区间改革差异大，“证明”方式不一致等。
证明不了未婚，就不能结婚，也不能生育。办不了一件事，就办不了下一件事。
成本变高，秩序打乱，效率降低，违反职责一、二、三。
所以。
办证明难说的是：公共政策和机构运行失灵啦！
大国无小事
社会成本、社会秩序和社会效率，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实质和表现。
社会治理是为了人民幸福。
作为一个经济学人，我的解释是，“风起于青萍之末”。
市场的感受既敏感又有延时性，消费者或不明白企业运营，但终端对产品体验都是不好用、费用高、效率低时，供应端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办证明难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却显示了一个社会公共决策和机构运行的本质。
办证明很难，公共服务会好吗？公共决策能优异？
所以，谁都知道。
这是一个变革中的时代。
但很多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变革，更多的，是随着国家地位和战略变化而来的治理思路的变化。当一个国家还没有那么大时，为了获得地位，往往更加需要“集中力量”在“大事”上。但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大时，除了“大事”，“小事”也变得至关重要。
不提人文情怀，抛开所有小清新，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小事”。
大国需要什么？需要内生活力。国家治理需要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降低社会成本、维持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效率，只有提供这种环境，个人才会有动力，每个人都追求更好，国家整体才能发展好。
大国需要什么？需要一种全社会坚信不疑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建立在幸福的确定性上的。在公共决策、公共运营、公共服务提供的过程中，是真正彰显国家价值观的最佳时机、最佳方式。而在这些最为微末的地方，这些能力的综合，也才是价值观的真正凝聚和体现。
大国需要什么？需要均衡的治理能力。大国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更为复杂，过于强调集体，可能会陷入极端民族主义。过于专注个体，可能会在民粹主义的困境中无法自拔。当今许多国家都面临这种尴尬。公权力应如何自处，在自律的基础上又能够保证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公共决策和服务是衡量治理能力的标准。
治理能力强大才说明国家有能力处理瞬息万变的内外部关系，有能力制定有广阔度和纵深度的战略，有能力带领一国人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后记
正因为如此，“中国梦”的战略不仅仅包括挥斥方遒纵横捭阖，也包括贩夫走卒吃喝拉撒。
在不久前的“十三五”规划意见稿中，不仅有对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再定位，也有对于目前群众生活最为关心关切的一切“小事”的再梳理。这充分说明，高层决策者已经对于大国崛起是由上至下、又由底层至顶层一以贯之的系统性工程有了很深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
但或许在整个社会的其它公共决策层，这种共识的建立尚且不够。对于“大国”的恢弘期冀有余，而对于“大国”应当如何建立的着手点思考不够。
大国战略至关重要，但一经提出，就更需要战术和微观支持。
试问，在许多战略规划和计划的实施过程中，难道不就是千千万万个“办证明”的汇集？
所以小国只关心大事，但是它们办不了大事。
大国才关心小事，因为大国没有小事。（作者万喆是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