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9064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可看做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其发布内容值得关注。
会议发布稿中数次提到最近很热门的“供给”问题,但却无一处提到“供给侧”。一字之差,颇有深意。
“供给侧”作为国家决策层政策考虑而正式亮相,首次是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会上首提“供给侧改革”。随后,G20峰会、APEC的演讲中,习近平屡屡提到这个词。同月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供给侧改革也同样出现。
我们都知道“供给”,也知道“侧”,但是什么是“供给侧”?为什么会有供给侧?供给侧与供给有什么不同?也许,充分了解了这些,才能真正读懂“供给侧”与“供给”的涵义,也才能真正去细想中央政治局发布稿中“一字之差”的深意。
供给与需求的历史宿怨
谁人情钟而非一见钟情?相互较劲则刚好相反,总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供给与需求相对应。与供给侧相对的,当然是“需求端”。
供给的理论开端,被许多人认为是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萨伊。萨伊说:“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于是有了“供给”。
萨伊曾风靡一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直到有一天。
经济学理论来了个大革命,凯恩斯横空出世,他提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这与“萨伊定律”相悖。
萨伊大叫一声:“既生伊何生恩!”
其实他不必吐血。造英雄的永远是时势。凯恩斯举世仰慕的天才是在当时“大萧条”的经济背景下产生和被广为传颂的。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引发全球衰退。1933年罗斯福新政,挽狂澜于既倒。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泰斗诞生。
从此锐不可当。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黄金时代”,福利开支处于前所未有的高位。
泰极否来。
70年代来临。财政赤字,货币泛滥,消费有渴求却没法有需求。“滞胀”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危机现种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至停滞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又加剧通货膨胀的新型经济危机。凯恩斯的辉煌终于暗淡。
经济学界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卡尔多学说、二元系统说、两种价格体系说等等等等学派都纷纷登场。
1981-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里根力撑供给学派,声明要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宏观政策决裂,并据此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供给学派一时风头无两,甚至也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经历戏剧性吗?
供给侧与需求端的各持己见
哪有那么戏剧?
这也是学术界的大博弈呢。
“供给侧”这个词实际上是Supply-side。Supply-side economics便是供给经济学派。据说“供给侧”这个词首先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Herbert Stein提出的。
有时候看看一个人反对什么比看他的支持对象更有助于了解其实质。因此,不妨看看供给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
供给学派通常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他们认为,强调需求管理的做法,如增加政府支出来增加就业和产量,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等,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只会酿成通货膨胀。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而低储蓄率的结果是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喜爱的政府干预,主张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调企业家精神,特别强调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供给侧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的,他们特别强调减税。
里根正是这么做的。他主张“政府才是最大的麻烦”,主张超大幅度减税,主张不要管才是最好的。
主张简单吗?
供给主张与需求主张的历史交互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二十年里,经济学派群雄并起,却甘苦自知。
供给学派指导政策时信心满满,但实践结果却差强人意,美国宏观经济没有像预期那样顺利增长,而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全面减税政策导致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里根在任期间的赤字比其前任们的赤字总和还要多。此外,利率攀升、外贸赤字。直至克林顿都还在猛烈抨击里根的所谓新经济政策。
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高科技新兴产业百花齐放,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和腾飞的新动力源。供给学派当时所掌控的宏观政策却固守陈规,未充分考虑实际发展的转变,仍“缺乏系统性”地坚守减税政策,结果,毫无疑问的脱离了经济实践的发展重心,反而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
于是供给侧们又丧失信任,被束之高阁。
新自由主义的其它学派仍然走在老路上。凯恩斯主义也忽隐忽现。
2008年,美国再次爆发点燃全球火药桶的金融危机,世界经过一轮“自由-监管-自由-监管”的实践,在苦苦挣扎中,无限的“自由”带来了无尽的危机,“监管”主张重新占据主导,凯恩斯全面卷土重来。
到现在,全球还满脸是土。
今天,霾还未散,供给侧又汹汹来袭。
对立激烈吗?
供给与需求的惺惺相惜
哪有那么对立的事?
其实,即使在美国,由于里根时代专注于单一“供给侧”的宏观调控,其利弊互现,所以后任美国政府多采取供给侧和需求端调节双管齐下的财政政策,一方面不否定减税、加强企业活力等刺激供给,另一方面也非常注重政府在整体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十分注意控制财政赤字的增长。
2008年危机更使我们能够特别清晰的看出,政府在市场活动中需要有合理、合适的地位。不能“越位”,但也不能“错位”,更不能“缺位”。在激活市场动力时,并不降低政府监管的能力。而一旦滞胀特征淡化,由国家政府主导进行“反周期”调控便成为更为主流的政策。
学派就是学派。往往人们会比较了解他们特别“出名”或者说特别尖锐的主张,而以为就能窥其全貌,甚至根据常识将之推往某种更为易懂的极端。其实不然。凯恩斯会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但并不会主张大家都实行计划经济。他肯定市场的作用,只是认为市场有其缺陷,需要政府从中调节。他批评“供给创造需求”,但也肯定供给在经济当中的作用。而弗里德曼等人认为市场本身才是王道,却也并不要求实行无政府主义。他推崇市场的规律,但也承认市场并不完美。
能够成为经济学中一门主义或者学派的,尤其能够脱颖而出的,绝大多数都是智慧惊人的大师,他们的思虑能力还是比较宽阔和深邃的,这是事实。
不过。
学派不过是学派。主义们和学派们毕竟是以理论为基础和目的的,大师们的天马行空有时候也会产生现实难以接受的部分。比如供给学派也提出恢复“金本位”,以减退货币滥发的可能。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已经极大繁荣,使用黄金作为货币显得已不再有实际可能。此外,著名的哈耶克也提出过,货币也可以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到应该放宽发行货币权限,任何人都可以发行货币,货币发行也可以自由竞争。虽然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货币也是一种商品,但它的特殊性显然还是不能让哈耶克的梦想成真。
因此。
如同各种主义和学派,需求端和供给侧也一样,它们各有立论点,各有论据来支撑,但是历史证明,其理论各有闪光和缺陷,而它们本身并不矛盾,而且常常互助。
有爱吗?
供给、需求怎么称呼无所谓,有用才行
哪有那么有爱的事?
读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供给侧是什么,怎么来的,主张啥,干了啥。
但大家仍然烦躁不安抓耳挠腮。
为什么?
其实你是不是根本不关心供给侧学派的来龙去脉年代断代?
如果我此文接着把此学派的大咖小咖都津津有味的历数一遍,观众就会纷纷揭竿而起,要求退票,或者关掉屏幕甚至删掉APP。
这就对了。
供给学派的历史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一样的道理。
经济学不是空中楼阁。
没有时代背景,经济学无从谈起。
经济学是典型的“乱世出英雄”学科。许多著名、重要经济学理论的产生,都与所处的历史位点有关,不应讳言,每当国家或世界经济出现转折或危机的时候,就是经济学理论群雄辈出的大日子。因为经济学是一项有点特殊的科学,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发生、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经济学实用性很强,如果没有实际的社会背景条件,经济学理论没有创新的基础。
没有实际效用,经济学不值一提。
经济学是典型的“学到用时方恨少”。理论牛不牛?试试才知道。最有名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因为在历史上被经世致用,并且获得了较好的结果和口碑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才是真经济学,所有纸上谈兵都是纸老虎,单凭空想驾驭不了经济学,因为不接地气就掌控不了实际经济社会中的真问题。
经济学不是泾渭分明,不是非此即彼,不是相杀相害。
经济学理论的包含内容及其丰富,即使在同一学派或者一种理论中,也有不少支流,而主要主张者,无论他天才几何,其自身的思考绝对也无法可能覆盖整个社会的全部方面。因此即使对某一经济理论进行运用,也需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经济实践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不会是个单一事件,而可能是非常多甚至其中有很深矛盾的事件的集合体。因此,理论运用也大可不必拘泥于某一种,更不能教条化,而应当取我所需、为我所用。
经济学不是一成不变。我之蜜糖你之毒药。今日蜜糖明日毒药。
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的经济状况都有所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的经济问题也有所不同。即使是在计量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日,大家仍然会发现,社会生活实在是太复杂啦!影响因素是在是太多啦!时代变迁实在是太快啦!重要的是要结合自身特点和特色,不要盲目崇拜或排斥其它理论,而应当在广泛比较、充分考虑的基础上,进行适合自己当前情况的理论融合和理论再造。
供给侧漏霸气,需求端正本源
我希望读到这里,大家已经不再关心供给侧还是不侧。因为关于供给结构的改革,我们过去也曾经多次提过。而关于供给侧的原生概念,对我们有深刻启发,但我们也绝不会奉之为圭臬。
对于当今中国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所以,看上去,
供给侧,漏霸气;需求端,正本源。
其实,
供给,侧漏霸气;需求,端正本源。(作者万喆是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