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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被称作“无声的危机”，既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首要任务。全球当前总体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减贫计划，极端贫困人数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然而，减贫进展很不平衡。非洲撒哈拉以南是唯一没有完成千年减贫目标的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还在15年间增加了七千多万，现在全球超过40%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此。南亚也是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占全球贫困人口的34%。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贫困成为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7017万，目前尚有约5575万贫困人口。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提出到2030年基本消除全球极端贫困，即一级贫困发生率要在3% 以下。最近，世界银行根据2011 年购买力平价数据将国际贫困线上调到每人每天1.90美元。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项目的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等于3.6961人民币，据此换算人均消费年支出约2563元，略高于我国2010年新确定的农村扶贫标准2300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减贫成就显著，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均急剧降低，是实现全球减贫目标达成的最大贡献者。但是，总体而言，尤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贫困人口规模仍然较大。
绝对中的多维
我们通常所谈论的，都是绝对贫困和收入贫困。但事实上，贫困也有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比如说，除了绝对收入外，贫困也表现在缺乏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等。世界银行就此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PI），包括儿童死亡率和营养不良比例、受教育年限和中学入学率、水、电燃料、卫生设施、住房、基本家用电器拥有等指标。根据多维指数测算，2015年全球贫困人数多达15.6亿，是根据国际贫困线计算的贫困人数的2.2倍。不仅如此，在绝对贫困不断减少的当前，多维贫困还有上升的趋势。
在中国也有类似状况。总体而言，随着经济增长，收入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而且，农村与城市收入贫困发生率差距持续缩小。
与此同时，多维贫困状况则显现出较为相异的走向。在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对于全国多维贫困的贡献度高达80%以上，城乡间多维贫困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地区差异上，东、中、西部多维贫困差异不像收入贫困那样分明，但东部省份多维贫困下降速度明显较快；在各维度贫困测算中，卫生设施的贫困发生率是最高的，耐用品拥有与用电的贫困程度是最低的，教育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收入贫困发生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育贫困经历早期的下降到中期的平稳过后，又呈现上升趋势并超过收入贫困。
而且，尽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程度显著下降，但是由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扩大，农村的相对贫困程度仍居高不下，已成为当前贫困的主要形态。
代际中的传递
减贫中，防止“贫困陷阱”造成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形成恶性循环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议题。
美国的研究表明，有30%出生在贫困家庭的美国黑人成年后仍然处于贫困中，而白人的贫困代际传递只有约7%。而且，仅对黑人而言，出生于贫困家庭的成年后处于持久性贫困的比率是出生于非贫困家庭的2.5倍；英国研究发现16岁时经历过贫困的人中有19%会在成年后仍处于贫困；在芬兰，成长于贫寒家庭的人成年后贫困的概率是成长于非贫困家庭的2倍。
中国农村存在相当显著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其是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也就是说，即使脱贫，其子女也因缺乏顺畅自由的收入流动机制而难以真正获得稳定的保障和上升空间。
而通常认为，教育是消除代际贫困的较好方式。过去，寒门出贵子，也确实成为贫困家庭的后代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路径。
但当前，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教育、就业等机会相当令人担忧。城镇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普通家庭，失业和无业的比例更高，职业稳定性却明显更低。农村则更不容乐观。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后，高等教育的费用急剧增加，一个学生完成四年大学的教育费用可能是贫困农民家庭几十年的收入；教育“素质化”后，贫困家庭子女因资源薄弱，弱化了其升学的竞争力。多次使贫困家庭子女面对教育机会不平等。接下来，由于家庭经济背景和社会资源背景，在就业上贫困家庭子女遇到的阻力更大。
教育的巨大付出与未来的不确定或不高收入，致使许多低收入家庭不愿意承担这种“高风险高投入”，而宁愿选择将教育的路径切断，进一步陷入了贫困代际传递的陷阱之中。
脱贫中的返贫
在脱贫的同时，又有大量人口返贫。农村返贫率通常维持在2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达到60%以上。西北、西南地区是返贫高发地区，甘肃省返贫率一般年份在30%左右，灾年达到45%以上。
自然灾害导致的返贫在近些年来持续发生并且仍旧严重。2003年受自然灾害影响，河南、安徽、陕西和黑龙江四个省份的返贫人口就超过了两百万人；汶川地震后，四川的贫困发生率超过了60%；2010年的大旱导致西南五省市返贫人口超过218万。
而因病致贫返贫已成为农村贫困地区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目前全国现有的7000多万贫困农民中，因病致贫的农民居民占到42%。农村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是贫困家庭需求程度最高的服务项目，但从实际农村就医情况来看，79.62%农村贫困家庭认为就医费用高。一方面，贫困生活人群的健康水平和医疗条件总体更差，更易患病。另一方面，疾病本身就加剧了贫困家庭的困难，并且会加深其贫困程度。
此外，当前农村老龄化速度急剧加快，而相应保障措施十分匮乏，也成为返贫的重要原因。上个世纪80-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年龄结构以劳动年龄段为主，虽然在扶贫过程中逐渐脱贫，但生活水平仍然较低，而如今又遇上老龄化问题，家庭劳动力的就业负担比快速上升。2015年第三季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数据显示，在享受农村低保的49,724,079人中，老年人占到20,149,144人，占比超过40%。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还未建立的背景下，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步入贫困行列。
弱者中的弱者
世界贫困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贫困者是女性。在极端贫困家庭中，女性往往是家庭资源分配中最终的“牺牲者”或“受害者”。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也相对处于财产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边缘。
在中国，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和家庭中，由于信息的闭塞、资源的缺乏、观念的陈旧、救助的缺乏，女性往往处于更弱势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陆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但是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她们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资源缺乏、健康状况不佳、心理素质较差等问题。当前农村18-64岁女性在业率为82.0%，远高于平均的71.1%和城镇的60.8%，而其劳动收入只为男性的56.0%。农村在业女性主要从事非农劳动的比例为24.9%，不但低于男性的36.8%，而且比10年前差距更大。
农村女性的困境也表现在精神上。1998年的一篇文章公布中国人的自杀率为33.5/10万, 居世界第四位, 中国农村妇女每年自杀死亡30万人。2002年《柳叶刀》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的自杀率达23/10 万,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自杀格局有三个特色, 一是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二是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约25%，三是女性中主要是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非常高, 比农村年轻男性高66%。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也认为，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2-5倍，而妇女占比非常高。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认为，中国目前不但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女性自杀率远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而且每年有近16万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占世界自杀妇女数的一半。而大部分西方国家中，一般男性自杀率为女性自杀率的3.6倍。
这实际上和农村女性物质、精神双重困境关系密切。而贫困往往与封闭相连，会加重这种困境。
办法中的办法和办法外的办法
贫困是个世界命题，中国在减贫上付出巨大努力，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中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富裕和溢出效益，以及政府一直坚决、坚持不懈的将扶贫减贫作为头等大事所投入的力量。
但是，随着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减贫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或许有边际效应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当贫困人口低于2%时，减贫会变得异常困难。从中国看，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贡献度不断下降。而贫困的集中度表明，地区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当然，在新时期，贫困的定义也在不断转换，多维贫困、相对贫困成为更困扰贫困人群的新状态。同时，新返贫和新致贫人群都值得关注。
这一切都说明，如同我国的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一切政策都必须精细化、再精细化、更精细化，并实现动态跟踪和平衡。
当前的扶贫减贫，或者一方面要有办法中的办法，即精准化，对于不同人群的刻画和帮扶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儿童可能更需要教育资源和机会，中青年需要培训和转移就业，老年则需要医疗、养老保险；另一方面，需要有办法外的办法，扶贫可能会越来越走向一种综合能力的投入。不仅是钱财和物资，而且也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系统、教育培训机会、群体心理指导、转移就业提供等方面。尤其是对于贫困人群中的更为弱势者，比如女性、儿童，还要密切关注和保护其权益。
此外，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和公平的上升空间，是对减贫的长期保障，也是对社会健康发展的长期保证。
贫困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消除贫困的办法也将更多元化。
这些都将是系统性工程。
后记
贫困是个尖锐、苦涩的问题。但是正因为它如此尖锐和苦涩，我们更不能用尖锐或苦涩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贫困是个现实问题。它如此真实，所以用愤怒或悲伤或眼泪或谩骂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和路径。
贫困里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文化传统因素，有历史地理因素，也有机制体系因素。全球亦然，在我国，也一样。
因此，消除贫困，其实不止是给钱了事，也不就是爱心泛滥，是解除一种既有的困境，如果这种困境妨碍了公平竞争，妨碍了自由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有责任，社会也有。
不过，消除贫困，无论是给不给钱，还是给不给爱心，首要都需要有个能够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能够实现资源、人员和阶层自由流动的环境，并且要保证其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有责任，政府有更大的责任。
但无论是谁，都不要急着将悲剧当做感动自己、感动别人或者感动别人而感动自己的工具。
越是重要，我们应当越冷静面对，因唯有找出问题所在，才能防止其再次发生。（作者万喆是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